在前期日本主办的非洲开发会议期间深圳配资门户网，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宣布，将日本4个地方自治体分别认定为非洲4个国家的“故乡”。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这一原本旨在促进友好交流的举措，却在日本社交媒体平台上被扭曲为“移民将会大规模定居日本”，导致相关城市的政府机构短时间内被大量表达愤怒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所淹没。JICA不得不紧急出面澄清，强调此举是为了加深日非之间的交流，日本并不会促进移民接纳，此举也不涉及特别签证的发放。
6月18日，在日本东京，行人在街头行走。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该事件可谓近期日本排外情绪持续升温的一个缩影。此前的7月，日本新兴右翼政党参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公然打出“日本人优先”的口号，该政党议席数明显增加，政治存在感显著增强；近期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高市早苗也频频在外国人问题上发声，强调访日外国人频现不当行为，主张实施严格的“外国人政策”。
日本，这个长期以“单一民族”自居的岛国，近年来在全球化浪潮与国内人口萎缩的双重冲击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撕裂。一方面，少子老龄化迫使日本不得不依赖大量外国劳动力从事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排外情绪在社交媒体与政治操弄下持续发酵，甚至催生出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这种经济需求与社会情绪之间的矛盾表象背后，折射出日本社会深层次、多维度的矛盾与困境。
排外情绪涉及多个层面
日本国内排外情绪的日益增强在多个层面均有所体现。
日本媒体过度聚焦并放大外国人涉及的犯罪、交通事故等问题，致使民众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部分民众开始抱怨外国人威胁公共安全。
这种排外情绪的升温，也与日本民众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生活状况的强烈不满密切相关。近期，在日本，以大米为代表的各类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这一现象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少民众认为，物价的大幅攀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国人造成的。
在日元大幅贬值和访日外国游客大量增加的背景下，外国人在日本展现出的强劲消费力，与日本民众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形成鲜明对比，这同时也引发了日本社会对“过度旅游”现象的担忧。在京都、东京等热门旅游城市，当地居民抱怨，大量游客的涌入不仅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人的生活空间，还致使物价和房租不断攀升，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些宣传日本政府在奖学金、社保补助等方面给予外国人优待的不实言论广泛流传，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针对民众的排外情绪，7月中旬，日本政府在内阁官房下新设“与外国人有秩序共生社会推进室”，作为协调涉外国人事务的跨部门常设机构，应对在日外国人非法滞留、犯罪等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手就“在日外国人上限”问题展开讨论，并在房屋买卖政策、经营管理签证政策等领域采取进一步收紧举措。
以房屋买卖政策为例，日本东京千代田区政府近日向所有地产开发商发出正式请求，明确要求今后在千代田区新建公寓时，必须增设“5年内禁止转卖”条款，同时规定同一买主不得购买同一栋楼内的多户房产。
在经营管理签证（日本入国管理局为欢迎在日本创业定居的人士设立的签证类型，取得后最长可在日本停留5年）政策方面，根据日本政府出台的新法案，经营管理签证的资金门槛将从原来的500万日元（1日元约合0.05元人民币）大幅提高至3000万日元，并且要求申请者雇用至少1名常勤员工（不包含申请人本人）。
“现在已经限制得挺严格了，去入国管理局，有很多资格确实比原来难办下来了。但是日本劳动力不足又需要引进外国人，真的挺难平衡的。”在日本工作近20年的北京女性刘瑛（化名）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外国人不可或缺
尽管排外情绪高涨，但日本当前最迫切的现实矛盾在于：经济与社会运行高度依赖外国劳动力和人才。
日本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8月29日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含在日外国人）数量为33.93万人，同比下降3.1%，创1969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低。此外，2025年上半年死亡人数为83.68万人，“人口自然减少”规模达49.75万人，创历史新高，劳动力缺口持续扩大。
另有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的外籍居民人数约为377万。从年龄结构来看，20多岁和30多岁的外籍居民占比超过半数。这些外籍居民中的外籍劳工超230万人，较2008年激增4.7倍。
日本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引进外籍劳工是缓解日本国内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有效途径。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针对本国47位经济学家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66%的经济学家认为外籍居民的增加将改善日本财政收支状况，因为年轻的外国劳动力不仅能弥补人手不足，还能缴纳相当数量的税金和社会保险费。
这些年轻的外籍劳工在建筑、护理、农业等劳动力短缺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日本的许多基础行业难以运转，甚至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例如，在农业领域，随着日本农户老龄化，年轻的技能实习生等外国劳动者已成为实际作业劳动的重要支撑。“很多行业日本人自己不愿意做，比如房屋拆除之类的工作，都是外国人在做。”刘瑛说。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相关记者会上也表示，“为确保我国顺利向成长型经济转型，吸收海外活力是不可或缺的。”
外国人“背锅”的真相
当前，日本政府正积极采取行动，向社会澄清网络上有关对外国人优待的失实信息。针对网络上流传的“外国人享有生活保障优待”这一说法，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福冈资麿向媒体明确表示：“生活保障的处理方式不会因申请人是外国人而有所差异，也就是说，政府不存在优先照顾外国人的情况。”
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约164万户领取生活保障的家庭中，以外国人为户主的家庭比例约占2.9%。该比例与外国人在日本总人口中的占比基本一致。厚生劳动省的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说明，在过去20年里，外国人作为户主领取生活保障的比例始终维持在3%左右。
针对部分日本民众提出的“外国人拉低了日本人工资”这一观点，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的平均月薪为24.2万日元，而日本本土劳动者的平均月薪为33万日元。工资差异主要源于外国劳动力的结构特点，他们大多集中在年轻、低学历、技能型岗位。例如，技能实习生的月薪仅约18万日元。不过，具备高度专业背景的外国劳动者，其平均月薪甚至超过日本本土劳动者。
基于此，很难得出外国劳动力的存在拉低了日本整体工资水平的结论。日本一桥大学比较经济史教授森口千晶认为：“实证研究表明，外国劳动力和日本本土劳动力主要呈现互补关系，并未对日本人的工资水平以及失业率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针对外国人犯罪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0年间，在日外国人的总数从130万大幅增长至370多万。但在同一时期内，外国人刑法犯的检举人数却呈现截然相反的趋势——从2005年的1.4万人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9700多人。这表明，尽管在日外国人口数量显著增加，外国人犯罪的实际数量却在不断减少。
“我很生气，非常生气。外国人承担了许多我们日本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他们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用谎言去造谣中伤、排斥外国人，作为一名日本人，我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在前段时间的参议院选战期间，一名日本年轻女性手持写有“‘日本人第一’是煽动歧视”的标语，在街头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还有日本人直言，“这是在把所有社会问题‘甩锅’给外国人”，“排外是弱者才会选择的手段。”
日本多元共生困境何解
尽管经济上依赖外国人，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接纳程度却远未达到与其经济需求相匹配的水平。这种矛盾，反映出日本在“日本人优先”与经济现实之间的挣扎。
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东京电视台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应扩大外国人接收规模”的占45%，认为“不应扩大”的占46%，二者比例基本相当，反映出日本社会在该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撕裂态势。
这种撕裂，不仅体现在民众之间，也影响了政策的制定。政府一方面需要引进外劳来维持经济运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回应排外情绪，加强对外国人的监管。这种矛盾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
在前不久的参议院选举期间，街头常常上演这样一幕：部分候选人高呼“日本人优先”“日本人第一”等口号；与此同时，还有很多民众举牌表达反对，他们大声疾呼“排外是可耻的”“拒绝排外主义”。
有分析认为，面对人口萎缩与排外情绪的双重困境，日本需要重新审视其“边界”。一方面，外国劳工的引入是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社会包容度的提升却是共生社会的基础。长期研究移民政策、外国人劳动者及人口政策的日本国士馆大学教授铃木江理子认为，日本政府需为外国人完善社会环境，构建全国性的支持体系，而非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外国人。
铃木江理子分析称，韩国在相关领域的经验值得借鉴。韩国较早废除了以技能转移为名义的劳工制度，构建起政府主导的外国人接收体系，并制定《在韩外国人待遇基本法》，赋予永久居留者地方参政权。与韩国不同，日本目前仍依赖民间主导的外国人接收体制，且缺乏相关综合性法律，这使得外国劳工的低工资和不公平待遇等问题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观察人士认为，日本的未来深圳配资门户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突破“有限的边界”——既要在经济上接纳外国劳工，又要在文化上构建包容社会。否则，人口萎缩与排外情绪的恶性循环，将让日本陷入更深的危机。正如铃木江理子所言：“若因外国人来会带来麻烦而拒绝他们，日本只会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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